韩国新冠病毒被遏制韩国政府都做了什么?

263 时间图标 2020-04-16 11:33:01

4月10日,韩国大邱市新增确诊“新冠肺炎”病例首次降至0例。在2月18日发现首例确诊病例后的第52天,韩国疫情最严重的城市,迎来了平静的一刻。

大邱市乃至整个韩国,目前虽不能轻言胜利,但总算度过了危机。截止到4月13日零点,韩国累计感染人数10537人,死亡217人,远低于意、西、法、英、美等国的数据。

“不封城、不停工”的前提下,韩国经验正被全世界“检阅”。所有经验中,最核心的一条是 “快速而广泛的病毒检测”,比如在停车场、高速路出入口设置检测点,司乘人员摇下车窗就能配合检测员完成采样。“免下车检测法”给中文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,随后也被多国效仿。

多说一句,韩国检测经验背后离不开发达的医疗科技支撑。在一些高危人群聚集的场所(比如医院、养老院),卫生部门采用了一种 “样本池合并检测法”:把多人的样本混合成一个来检测,如果结果呈现阴性,就表示这群人都没被感染;如果结果呈现阳性,再对混合的样本分别检测。这种检测法大大提高了检测速度,降低了成本,精确度也不受影响。现在中国也在排查社区无症状感染者,是否也能开发或引进这项技术呢?

关于韩国经验相关文章很多,也很详细,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搜来看看。本文想从几个不太引人注意的方面聊聊:韩国社会有哪些特质能够帮助它有力地扭转局势?

韩国新冠病毒


战争压力下的国家与社会

先从韩国这个国家说起。朝鲜战争结束后,韩国处于冷战最前线,长期保持战争的压力。国土面积才10万平方公里出头,跟浙江省差不多,战略纵深可以忽略不计。在这种情况下,为了应对来自北方的威胁,韩国实行义务兵役制,成年男性几乎都需要服2年兵役。即使冷战结束,韩国依然保持戒备状态,成年男子服兵役的法律继续实行,有约60万常备军,还保留了大概300万的预备役部队,时不时拉出去训练一番。5000多万人口的小国,有过兵役经历的人口比例如此之高,在全世界都不多见,这为韩国社会注入了纪律性。

“新冠肺炎”疫情在大邱市大爆发,其紧急程度不亚于面对一场子弹迎头而来的遭遇战。随之而来的措施,不仅仅是政府下达,也需要社会与民众与之积极配合,才能让效果不打折扣。有着军队集体主义生活记忆的韩国民众,相比欧美国家民众,会更容易遵守必要的公共防疫措施。

而且据经合组织2019年11月14日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,2019年韩国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为39%,是近十二年来最高,排在在日本、法国、美国、西班牙、意大利之前。

由此,上下一心抗击疫情的基础就具备了。且看《纽约时报》一则报道:

电视广播、地铁站公告和智能手机提醒会不断提示人们戴上口罩,指示人们如何与他人保持距离,并通报当天的传染数据。

这样的信息灌输了一种近乎战时的共同使命感。民意调查显示,大多数人支持政府的努力,他们信心高涨,很少恐慌,很少有人囤积东西。

“这样的公众信任带来了高度的公民意识和自愿合作,加强了我们的集体努力,”韩国外交部副部长李泰镐(Lee Tae-ho)本月早些时候对记者说。

这则报道充分说明了韩国政府抗击疫情初期具备的社会参与度,这在欧美国家一开始是不具备的。

为了控制“新冠肺炎”疫情在社区传播,韩国政府在3月21日实行 “保持高强度社会距离”运动。得益于民众积极参与,无法确认感染途径的确诊病例比重从3月6日的19.8%降至3月31日的6.1%。随后,韩国政府将“高强度保持社会距离”措施延长至4月19日。最近有调查就问:你觉得这个政策怎么样,继续保持你同不同意?虽然有很多不便,但很多人认为应该为防止前所未有的传染病扩散出一份力。最不可思议的是,有45%的受访者表示“非常彻底的进行了实践”。你不禁要问:韩国人有这么听话?

那就不得不再说说韩国社会的服从精神。强烈的反抗意识和服从精神同时存在于韩国民众身上,也是很有趣的一件事。

这种全社会的服从精神的塑造,来自上世纪60年代起朴正熙总统发起的工业尖兵运动。朴正熙掌权后,开始以财阀为依托发展外向型经济增长模式。当时国家很穷,他意识到必须通过低廉的工资和密集的劳动力作为生产基础,来弥补资金和技术的短板。他需要几百万有纪律又勤奋的年轻人来工厂干活,同时还灌输振兴国家的使命感。

加上长期的儒家传统,社会上也形成了家长式从上而下的权威,朴正熙指挥着财阀领导者,财阀领导者动员着他们的员工。从那时开始,几代韩国人一直在严厉且带有军事化色彩的环境下工作,这为韩国社会注入了服从管理的文化。

韩国新冠病毒


寻找严管与放任的平衡

虽然同为民主国家,这种服从文化使得韩国相比欧洲更好地开展了各项防疫措施,尤其是需要个体配合的措施。在欧洲,“人们习惯于自由行动、方便的出行和独立决策。政府担心公众舆论,不习惯于下达严厉的命令,公民也不习惯于服从命令”。

说到这儿,可能有不少朋友对民主政府的印象是:掣肘特别多,效率很低,干不成什么事;政府拿刁民没办法。这是一种误解。民主政府不会一上来就拿铁拳砸你,毕竟要以信任民众为主。之后,可能还会为是否执行某个政策有所扯皮。但在重大危机面前,一旦产生共识,这台国家机器的马力会让你吓一跳。

以首尔市对夜店等娱乐场所的管理为例,先是派人检查、“规劝部分场所暂停经营”。结果有些夜店老板就是不听,别人歇业他继续开业,好嘛,江南区一家大型夜店有服务员确诊。市政府干脆一步到位,也不劝了,直接对全市422个娱乐会所下发了“禁止人员聚集令”,相当于要求这些会所停止营业。

居家隔离这事,也体现了韩国政府在本次疫情中无情与人性的一面。之前北京一位澳籍华人不服从居家隔离规定,出去跑步,被遣返了。这事如果发生在韩国,也没有好果子吃。韩国政府对违反居家规定的人一律零容。违规者将受到刑事起诉,处以1年以下有期徒刑或1000万韩元(大概5.8万元)以下的罚金。如果被发现时已经领取过受灾补助,政府还将立刻把补助收回。之前有大概160人违反规定,把安装有监视行踪软件的手机留在家中,人跑到外面去。政府二话不说升级管理:不遵守隔离规定的佩戴电子手环,实时监控。

如果外国人在隔离期间违反隔离规定将会被驱逐,并禁止再次入境。一位来自美国的留学生和她母亲有症状还在济州岛旅游,之后确诊,导致当地部分景点、营业场所被迫关闭,济州政府和当地企业、被隔离者联合向这家人索赔1.32亿韩元(接近77万元)。

居家隔离是不是完全没有商量余地呢?也不是,对于影响生活或安全的特殊情况,那是会考虑的。“居家隔离人员在得到责任公务员的许可后,可以前往附近购买生活必需用品或者前往医院看病”。

本次疫情在2月爆发后,韩国社会同样面临口罩短缺的困境。先是政府从全国130多家制造商那里购买全部KF-94口罩库存的50%,再与韩国药品协会合作,以约1500韩元的折扣价(不到9块钱),将这些口罩运送至23000家药房。药房也控制利润,每个口罩仅赚几块钱——甚至有些时候因为顾客刷卡,扣除信用卡手续费还亏本。

但是药房老板们“在疫情应对中欣然接受了任务”。平时药房是一周开六天,疫情期间药品协会呼吁老板们尽量一周七天都开,方便周围的人及时买到口罩或急需的药品。很多老板其实已经很累了,但都觉得对公众负有责任,从2月份开始一直开着。

民间被动员起来之后,在“天时、地利、人和”的配合下,本届韩国政府通过对人身自由、经济活动、社会结构采取有限的管制,将国家从生死边缘拉回,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,而上面那些不易察觉的因素也不可小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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