4月10日，韩国大邱市新增确诊“新冠肺炎”病例首次降至0例。在2月18日发现首例确诊病例后的第52天，韩国疫情最严重的城市，迎来了平静的一刻。

大邱市乃至整个韩国，目前虽不能轻言胜利，但总算度过了危机。截止到4月13日零点，韩国累计感染人数10537人，死亡217人，远低于意、西、法、英、美等国的数据。

在“不封城、不停工”的前提下，韩国经验正被全世界“检阅”。所有经验中，最核心的一条是 “快速而广泛的病毒检测”，比如在停车场、高速路出入口设置检测点，司乘人员摇下车窗就能配合检测员完成采样。“免下车检测法”给中文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随后也被多国效仿。

多说一句，韩国检测经验背后离不开发达的医疗科技支撑。在一些高危人群聚集的场所（比如医院、养老院），卫生部门采用了一种 “样本池合并检测法”：把多人的样本混合成一个来检测，如果结果呈现阴性，就表示这群人都没被感染；如果结果呈现阳性，再对混合的样本分别检测。这种检测法大大提高了检测速度，降低了成本，精确度也不受影响。现在中国也在排查社区无症状感染者，是否也能开发或引进这项技术呢？

关于韩国经验相关文章很多，也很详细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搜来看看。本文想从几个不太引人注意的方面聊聊：韩国社会有哪些特质能够帮助它有力地扭转局势？

战争压力下的国家与社会

先从韩国这个国家说起。朝鲜战争结束后，韩国处于冷战最前线，长期保持战争的压力。国土面积才10万平方公里出头，跟浙江省差不多，战略纵深可以忽略不计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为了应对来自北方的威胁，韩国实行义务兵役制，成年男性几乎都需要服2年兵役。即使冷战结束，韩国依然保持戒备状态，成年男子服兵役的法律继续实行，有约60万常备军，还保留了大概300万的预备役部队，时不时拉出去训练一番。5000多万人口的小国，有过兵役经历的人口比例如此之高，在全世界都不多见，这为韩国社会注入了纪律性。

当“新冠肺炎”疫情在大邱市大爆发，其紧急程度不亚于面对一场子弹迎头而来的遭遇战。随之而来的措施，不仅仅是政府下达，也需要社会与民众与之积极配合，才能让效果不打折扣。有着军队集体主义生活记忆的韩国民众，相比欧美国家民众，会更容易遵守必要的公共防疫措施。

而且据经合组织2019年11月14日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，2019年韩国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为39%，是近十二年来最高，排在在日本、法国、美国、西班牙、意大利之前。

由此，上下一心抗击疫情的基础就具备了。且看《纽约时报》一则报道：

电视广播、地铁站公告和智能手机提醒会不断提示人们戴上口罩，指示人们如何与他人保持距离，并通报当天的传染数据。

这样的信息灌输了一种近乎战时的共同使命感。民意调查显示，大多数人支持政府的努力，他们信心高涨，很少恐慌，很少有人囤积东西。

“这样的公众信任带来了高度的公民意识和自愿合作，加强了我们的集体努力，”韩国外交部副部长李泰镐(Lee Tae-ho)本月早些时候对记者说。

这则报道充分说明了韩国政府抗击疫情初期具备的社会参与度，这在欧美国家一开始是不具备的。

为了控制“新冠肺炎”疫情在社区传播，韩国政府在3月21日实行 “保持高强度社会距离”运动。得益于民众积极参与，无法确认感染途径的确诊病例比重从3月6日的19.8%降至3月31日的6.1%。随后，韩国政府将“高强度保持社会距离”措施延长至4月19日。最近有调查就问：你觉得这个政策怎么样，继续保持你同不同意？虽然有很多不便，但很多人认为应该为防止前所未有的传染病扩散出一份力。最不可思议的是，有45%的受访者表示“非常彻底的进行了实践”。你不禁要问：韩国人有这么听话？

那就不得不再说说韩国社会的服从精神。强烈的反抗意识和服从精神同时存在于韩国民众身上，也是很有趣的一件事。

这种全社会的服从精神的塑造，来自上世纪60年代起朴正熙总统发起的工业尖兵运动。朴正熙掌权后，开始以财阀为依托发展外向型经济增长模式。当时国家很穷，他意识到必须通过低廉的工资和密集的劳动力作为生产基础，来弥补资金和技术的短板。他需要几百万有纪律又勤奋的年轻人来工厂干活，同时还灌输振兴国家的使命感。

加上长期的儒家传统，社会上也形成了家长式从上而下的权威，朴正熙指挥着财阀领导者，财阀领导者动员着他们的员工。从那时开始，几代韩国人一直在严厉且带有军事化色彩的环境下工作，这为韩国社会注入了服从管理的文化。

寻找严管与放任的平衡

虽然同为民主国家，这种服从文化使得韩国相比欧洲更好地开展了各项防疫措施，尤其是需要个体配合的措施。在欧洲，“人们习惯于自由行动、方便的出行和独立决策。政府担心公众舆论，不习惯于下达严厉的命令，公民也不习惯于服从命令”。

说到这儿，可能有不少朋友对民主政府的印象是：掣肘特别多，效率很低，干不成什么事；政府拿刁民没办法。这是一种误解。民主政府不会一上来就拿铁拳砸你，毕竟要以信任民众为主。之后，可能还会为是否执行某个政策有所扯皮。但在重大危机面前，一旦产生共识，这台国家机器的马力会让你吓一跳。

以首尔市对夜店等娱乐场所的管理为例，先是派人检查、“规劝部分场所暂停经营”。结果有些夜店老板就是不听，别人歇业他继续开业，好嘛，江南区一家大型夜店有服务员确诊。市政府干脆一步到位，也不劝了，直接对全市422个娱乐会所下发了“禁止人员聚集令”，相当于要求这些会所停止营业。

居家隔离这事，也体现了韩国政府在本次疫情中无情与人性的一面。之前北京一位澳籍华人不服从居家隔离规定，出去跑步，被遣返了。这事如果发生在韩国，也没有好果子吃。韩国政府对违反居家规定的人一律零容。违规者将受到刑事起诉，处以1年以下有期徒刑或1000万韩元（大概5.8万元）以下的罚金。如果被发现时已经领取过受灾补助，政府还将立刻把补助收回。之前有大概160人违反规定，把安装有监视行踪软件的手机留在家中，人跑到外面去。政府二话不说升级管理：不遵守隔离规定的佩戴电子手环，实时监控。

如果外国人在隔离期间违反隔离规定将会被驱逐，并禁止再次入境。一位来自美国的留学生和她母亲有症状还在济州岛旅游，之后确诊，导致当地部分景点、营业场所被迫关闭，济州政府和当地企业、被隔离者联合向这家人索赔1.32亿韩元（接近77万元）。

居家隔离是不是完全没有商量余地呢？也不是，对于影响生活或安全的特殊情况，那是会考虑的。“居家隔离人员在得到责任公务员的许可后，可以前往附近购买生活必需用品或者前往医院看病”。

本次疫情在2月爆发后，韩国社会同样面临口罩短缺的困境。先是政府从全国130多家制造商那里购买全部KF-94口罩库存的50%，再与韩国药品协会合作，以约1500韩元的折扣价（不到9块钱），将这些口罩运送至23000家药房。药房也控制利润，每个口罩仅赚几块钱——甚至有些时候因为顾客刷卡，扣除信用卡手续费还亏本。

但是药房老板们“在疫情应对中欣然接受了任务”。平时药房是一周开六天，疫情期间药品协会呼吁老板们尽量一周七天都开，方便周围的人及时买到口罩或急需的药品。很多老板其实已经很累了，但都觉得对公众负有责任，从2月份开始一直开着。

民间被动员起来之后，在“天时、地利、人和”的配合下，本届韩国政府通过对人身自由、经济活动、社会结构采取有限的管制，将国家从生死边缘拉回，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，而上面那些不易察觉的因素也不可小视。